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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述新 1945年出生。山东滕县人。著有儿童叙事诗《三个小羊倌》、《我们 的团长》等。 我的奶奶 朱述新 我的奶奶是大前年去世的,活了八十多岁。奶奶病重的时候,我因为忙于工作, 没有回故乡看她老人家。当奶奶逝世的噩耗传来时,我哭了,先是默默地流泪,后 来忍不住嚎陶大哭起来。哭过之后,我痛苦地闭上眼睛。我仿佛清楚地看见奶奶了, 看见她瘦小的身躯,她的一头白发,她永远微笑的慈祥的面容…… 奶奶一辈子不知道受了多少苦,为了我,为了我们。就说我吧,这条命就是奶 奶抢救下来的。抗战胜利后,蒋介石挑起内战,“还乡团”杀气腾腾地来到我们家 乡,抓“抗属”,杀干部,连孩子也不肯放过。母亲去微山湖西找我们的队伍去了。 奶奶带着两岁的我和不足周岁的弟弟,东躲西藏,吃没的吃,住没处住,日子怎么 过呀!隆冬腊月,奶奶抱着我们小兄弟俩,坐在冰冷的破屋里,把讨来的煎饼一口 一口地嚼烂,喂我一口,喂弟弟一口。小弟弟不肯吃,又饿又冻,哭个不住。奶奶 一边一个紧搂着我和小弟,用她的体温暖着我们,她自己也瑟缩发抖。那天夜里, 小弟没气了。奶奶便更紧地把我裹在衣襟里,同时想把小弟冰凉的小身子暖过来…… 她要保住活着的孙子,又要救活死了的孙子!以后,我懂事的时候,就常听奶奶说: “生生把你小弟弟冻死了,饿死了!”说着泪流不止。哪能怨奶奶呢?没有奶奶, 我能活下来吗?我懂。 从那以后,奶奶时刻不离地抱着我,领着我。奶奶的脚裹得很小,但她领着我 走过了那黎明前最黑暗、最寒冷的路。奶奶是坚强的。到后来才知道,正是在那段 岁月里,她最心爱的儿子——我的二叔牺牲了,我的十几岁的三叔被反动派抓去了。 敌人抓三叔的时候,奶奶抱着我追赶着,一路斥骂那些匪徒,引得四面八庄的乡亲 们都来向匪徒要人,吓得他们朝天放枪。不久,我的爷爷也被反动派抓去,折磨了 很久,含恨而逝了。在那兵荒马乱、家破人亡的日子里,奶奶保护着我,哺育着我, 坚强地挺下来,熬过来了。奶奶的心是最软的,可那时候她从未哭过;可谁知道她 吞下了多少悲愤的眼泪啊! 大军南下的时候,奶奶带着我,日夜在村口看我们队伍向前方进发。她常常看 花了眼,指着队伍对我说:“那个,骑高头大马的,就是你爹!”再一看,不是。 她撩起衣襟擦眼泪。 解放了。家乡的人们都劝奶奶:“该跟你儿子进城享福去了!”奶奶总是摇摇 头。她不愿离开这洒着自己亲人鲜血的故土,也不愿丢下我。一些老人们都说奶奶 “憨”、“没福气”。老人们说:“这江山可有您的份啊!”“那年鬼子进村,把 你绑在石磨上,刺刀压着脖子,您可眼皮也没眨!”“您儿子可当大官了,他知道 您受的那些苦吗?”奶奶听了,什么也不说,只是微笑着,那是多么美好、多么慈 祥和宽厚的笑容啊! 奶奶是勤劳的,我从来不记得她有闲着的时候。解放初期,军属的土地是由政 府负责,找人“代耕”的。可奶奶总也不让人家帮我们干活。她成天价在地里劳动。 有一次,她去锄地,我去给她送水,见锄过的地上留下奶奶一排排窄小的、深深的 脚印。我心疼极了,跑去抱住奶奶,再也不让她锄了。奶奶却说:“好孩子,庄稼 人哪能不锄地?不种地还能长粮食?”这样朴素的道理,我很快就接受了,并且由 奶奶手把手教会了锄地。 六十年代初,我来北京上大学。奶奶年纪大了,不能种庄稼了,也来北京住在 姑姑家,姑姑和姑父都是工人,奶奶和他们相处得很好。进了城,她老人家还是闲 不住,家里的活总是抢着干。我就读的人民大学离姑姑家很近,有空就跑去看奶奶。 奶奶总要给我下面条吃,削萝卜吃,还给我洗衣服、补袜子。姑姑笑着说:“您把 他惯坏了!”奶奶也笑着说:“哪是惯他呢?我是教他呀!”真的,我后来就学会 自己洗衣服。补袜子了。 奶奶永远都是宽容的、慈爱的。记得有一次,父亲从南方某省城来京开会,来 看了奶奶一次,一会儿就坐小汽车走了。奶奶一直看到小汽车没影了,回来后忽然 又懊悔又担心地说:“看看,也没给他做点吃的,饿着他了吧?”我第一次跟奶奶 发火了:“他是什么人物?能饿着吗?连一块饼干也没给您带哪!”奶奶也是第一 次嗔怪地说我:“瞎说什么?他是你爹!” “文化大革命”起来了。在家乡当生产队长的三叔也成了“走资派”,挨了批 斗,逃到北京避难来了。奶奶说:“你到这里,一个村子谁管?走,我跟你回去!” 说走就走,谁也劝不了。后来听说,奶奶回去后,坐在大门口纳鞋底,“造反派” 们谁也不敢揪三叔。一个愣小子硬要冲进我们家,被他爷爷劈头盖脸狠揍了一顿, 还是奶奶拉开的。后来三叔又带着大家抓起生产来了。村里的“造反派”怎么也闹 腾不起来。 奶奶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进城来。她晚年在家乡,能干的活都干,能吃的苦都吃, 从不向在“外边”当干部的儿孙要钱。在我们故乡鲁西南平原的黄土地上,奶奶走 完了她一生的路。奶奶,我永远忘不了,您锄地时踩下的那一串串深深的脚印,在 故乡的土地上……